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

仁义礼智本君子承担的天命，故以天命而言仁义礼智为性。[16]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里，人民是最为珍贵、最为重要的。

一方面，夏商周三代推行霸道。……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必然依赖其独特的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秦王朝蔑视普遍民意的政治意义，推崇暴力，崇尚霸道，让法律、权术成为专制皇权的工具，证明法家片面强调效率是有严重缺陷的。

他在分析秦皇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时说：秦王怀贪鄙之心，引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视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学 。

这种重新回到经典的冲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渴求。回归经典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建中华经典学，或者说是重建现代新经学。今天，当我们富国强兵的梦想即将实现之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人文经典所承载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是多么重要。这种行为没有谁号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对中国人而言，中华文明复兴是一种全民族的自觉追求。我们为什么要回归中华传统经典？ 第一，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人文信仰最集中的体现。

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的过程。当代中国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需要实现两个超越。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建构和现代需要来看，儒家典籍仍然是中华新经典体系的主体。第三，我们选出新的经典体系来，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合乎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创造性诠释。

如果我们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新经典体系时，只要具有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均可以成为当代中华经典。今天很多来岳麓书院学习的学生，也包括企业家、公务员，他们津津乐道于读经典作为士君子志向的道永远是第一位的，必须坚守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人格独立。皇天上帝，该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儒家士人虽然主张与诸侯国君合作，但是他们认为儒家士人参与政治之前，首先必须能够具有一种独立性的人格精神，这样，他们在与权力集团合作时，才能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敢于对现实政治、诸侯君主展开严厉的批判。如何对这一场宗教意义上的革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促使他们作了一场重大的宗教改革，从而推动了宗教的理性化进程。

尽管西周人能够将道德理性融入到皇天上帝的宗教信仰之中，但是其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他们又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依附于某一个固定的、具体的君王。

孔子从国家治理的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强调了德治的必要性。显然，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不是外在权威的规定和强制，而是主体自由意志的自觉追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自由意志，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仁德。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肯定仁道完全是士君主的自我追求，他主张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孔门后学进一步强化人的道德自主性、自觉性，并且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和人的本性中寻求人文价值和终极意义，其道德理性精神才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天命鬼神信仰几乎是同步弱化，最终使得宗教信仰的天逐渐依附于道德理性德，人文性的道德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地位而逐渐进入到思想文化的核心。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次，孔子所推崇的德政，是指为政者应该以道德教化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而不能够依赖严酷的政令刑法去统治人民。他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当然，儒家士君子的这一种思想和行动是很危险的，所以孟子强调士君子必须做好两种准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儒家诸子之所以能够具有知识和思想的创新能力，能够独立承担和倡导独立的文化价值，与他们具有的士人身份和追求的君子人格有密切关系，人们称之为士君子。

所以他不断地强调：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在生命与道义不可得兼的价值选择中，士君子应该选择道义而放弃生命，这是因为在士君子的价值体系中，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通过整理、讲习《六经》，深入挖掘了西周先王的思想传统，特别是传承了西周的道德理性、人文价值的思想精华，为道德失范、精神困扰的春秋战国时代寻求文化资源。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儒家士人一整套独特的政治理念难以得到争霸心切的诸侯王的认同，他们的经世理想必然面临种种困难，故而，儒家学者必须首先塑造并追求一种独立坚守自己理念的君子人格。

孔子说：能有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是一位特别弘扬士君子个体人格的儒家学者，他倡导一切士君子均要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周人发现，皇天上帝只会眷顾、帮助那些有德行的人，在上面引述的《召诰》中，周人这样说道： 呜呼。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西周人以德配天的道德化宗教产生，如何对儒家的为政以德、仁政的深刻影响。

作为有理想的儒家士人之学，他们倡导士君子的人格理想与王道的政治理想。儒家的士君子之所以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就在于他们能够不受现实政治中君王权势的控制，在任何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以道为核心的价值和信仰。

孔子明确表明他倡导的政治就是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孔子在论仁时，尽管曾经从规范的意义上谈到人们必须服从仁，但是，他又坚持认为，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意志自由，仁的追求和仁的实现，完全是主体自由意志的自我实现。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儒家学者在建构起这一种士人的思想自觉、道德自主后，竭力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去。这种自我选择的过程本身就体现出个体的意志自由，这种力即是主体自身的意志力量，而运用主体自己的意志力量而实践仁德的过程本身，就体现出个体的自由意志。

正由于儒家士人的这一个特别身份，使他们能够既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又能够超越具体的政治集团而提出独立的政治思想。而且，仁道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主体意志对一种更高价值的自由追求，孟子在论述士君主的主体自由选择时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士人是一个具有政治自主性、精神独立性的知识群体，他们因思想自觉而不依赖于皇天上帝，因道德自主而不依附于帝王权力。二、王道：儒家士君子的政治理想 儒家诸子能够独立地提出了系统的政治思想，但是这些政治思想是有久远的文化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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